特朗普总统周四因对中国商品征收20%的关税而被起诉，这一关税是在周三更广泛的关税宣布之前几周实施的。
这标志着首次已知的对特朗普关税的法律挑战，这些关税兑现了竞选承诺并震动了金融市场。
诉讼质疑特朗普使用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认为该法律授权资产冻结和类似的经济制裁，但不包括关税。
“国会通过IEEPA是为了应对外部紧急情况，而不是授予总统制定国内经济政策的空白支票，”诉讼中写道。
该诉讼由保守派法律倡导组织新公民自由联盟（NCLA）代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小型企业Simplified提起，该公司销售计划器并从中国购买产品。
诉讼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联邦法院提起，要求法官宣布特朗普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为非法，并阻止其实施。
特朗普首先在2月1日的行政命令中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然后在3月3日发布的另一项命令中将其翻倍。
这两项命令都在周三更广泛的关税宣布之前发布，该宣布对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一般关税，并对数十个国家征收更高的税率。对中国额外征收34%的关税，总计达到54%。
“但在IEEPA近50年的历史中，没有一位前任总统曾用它来征收关税。这并不奇怪，因为该法规甚至没有提到关税，也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表明它授权总统对美国公民征税，”诉讼中写道。
《国会山报》已联系白宫寻求评论。
本文编译于国会山报，由Zach Schonfeld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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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解析
关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引发的法律诉讼，结合美国国会山相关文章及背景信息，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关税政策的背景与实施
1.对华强硬贸易战略的核心
特朗普在任期间（2017-2021年）以“美国优先”为口号，将中国视为主要经济竞争对手，并于2018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以“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多轮关税，涉及商品规模达数千亿美元。此举旨在迫使中国改变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政策。
2.法律依据与程序争议
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扩大总统贸易权限，但国会部分议员和法律专家认为此举超越总统法定权力，且未充分履行国会监督程序。例如，有批评指出关税政策未经过充分的经济影响评估，直接损害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二、法律诉讼的主要争议点
诉讼主体与诉求
针对关税的诉讼主要由美国企业、行业组织及州政府发起。例如，2020年特斯拉、福特等600多家企业联合起诉美国政府，认为关税导致供应链成本剧增，违反程序正义。此外，部分州政府（如加州）指控关税削弱了地方经济竞争力。
宪法与贸易法的冲突
原告方认为，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加征关税的行为违反了《宪法》中“国会拥有管理对外贸易权力”的条款，且未遵循《1962年贸易扩展法》要求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法院需裁定总统是否滥用紧急状态权力以规避国会制约。
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影响
国内政治极化与对华共识
关税政策在国会两党中引发分歧。共和党普遍支持对华强硬，而民主党则批评政策缺乏战略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国会两党在“遏制中国”的大方向上逐渐趋同，导致后续立法（如《芯片和科学法案》）延续了对华技术封锁，进一步加剧贸易摩擦。
经济代价与全球供应链冲击
研究显示，加征关税导致美国企业成本增加约1.7万亿美元，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农业出口受中国反制关税重创。此外，全球供应链被迫调整，部分产业向东南亚转移，但未能实现特朗普宣称的“制造业回流”。
四、后续发展与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影响
司法裁决与政策延续性
部分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需重新评估关税的合法性，但多数案件因程序复杂悬而未决。拜登政府虽在部分领域（如光伏产品）放宽关税，但整体延续对华竞争战略，甚至扩大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出口管制。
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
关税诉讼反映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遏制”，并试图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重塑全球化规则。然而，此举也促使中国加速产业升级和“双循环”战略，减少对美依赖，同时推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
总结
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不仅是经济工具，更是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与国际战略调整的缩影。法律诉讼凸显了行政权力扩张与国会制衡的冲突，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目标的矛盾。长期来看，此类政策可能加剧中美“脱钩”风险，但双方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需求仍为关系缓和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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