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日本、中国和韩国讨论三方合作

东京（美联社）——日本、中国和韩国外长在一场会议中寻求在老龄化、生育率下降、自然灾害和绿色经济等共同领域推进三方合作，此次会谈正值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日本外相岩屋毅表示，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及韩国外长赵兑烈同意促进相互理解与信任，同时应对多代人共同关切的问题，以争取更广泛支持推动三方合作。

岩屋毅强调了对朝鲜核与导弹开发及与俄罗斯合作的担忧，称其构成威胁，并指出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寻求朝鲜完全无核化。

他重申日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称世界上不应存在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径——这一表态被视作对中国在地区日益强势的隐晦回应。

王毅表示，中方支持构建地区互利经济，提议重启三国经济框架磋商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扩容。

他指出，三国在科技、气候等领域的合作将成为”东亚合作的核心驱动力”。

此次周六举行的会谈聚焦于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三国领导人峰会，当前各国正面临国内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及来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的遗留挑战。

三方会谈机制对日本而言是一项外交成果，该国与中国、韩国均存在历史及领土争议。

岩屋毅称将加速推进拟于今年在日本举行的领导人峰会。

同日，中日代表团举行了2019年4月以来首次高层经济对话，两国财政、经济、交通、环境、卫生及劳动部门数十名官员与会。

王毅表示，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强化沟通对推动中日全面战略互惠关系至关重要，但他同时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科技问题政治化及安全泛化等严峻挑战，此番言论显然指向特朗普政策。

岩屋毅向记者透露，中日双方就解除中国对日本水产品进口禁令的协商进程取得进展。

自2023年8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排放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后，中国实施了该禁令。

韩国外交部称，岩屋毅与赵兑烈在双边会晤中重申将保持沟通解决两国问题，致力于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并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强化与美国的三方合作。

东京与北京虽在东海领土争端及历史问题上存在分歧，仍于去年12月达成协议改善双边关系。

本文编译于美联社，由MARI YAMAGUCHI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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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解析：

关于中日韩三边合作的多维度信息，结合美联社文章的报道方向，可对中日韩三边合作的最新动态与深层逻辑作如下分析解读：

一、合作重启的背景与战略意义

1.机制化合作的历史脉络
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自1999年启动，已形成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多层次对话框架。尽管因疫情和地缘政治干扰停滞四年（2020-2024），2024年5月的第九次三边峰会标志着合作全面重启。此次峰会通过《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等文件，提出未来十年合作愿景，包括加速自贸协定谈判、强化供应链韧性、扩大人文交流等，凸显三国对区域稳定的共同诉求。
2.经济互补性与区域整合需求
中日韩GDP总和占全球24%，贸易总量占全球20%，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远低于欧盟或北美。三国产业链高度互补（如中国制造业、日本技术、韩国中间品），但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自2013年启动后进展缓慢，2024年峰会明确要求“尽快完成谈判”，旨在构建覆盖15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对抗全球供应链碎片化趋势。

二、合作成果与核心议题

1.经济与科技合作突破
自贸协定与供应链稳定：三国同意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化实施，并探索在第三方市场的“中日韩+X”合作模式，例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联合投资东南亚基建项目。
科技创新协同：中国提出设立“中日韩创新合作中心”，重点突破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前沿领域，打破西方技术垄断。
2.人文交流与信任重建
2025-2026年被定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目标到2030年实现三国人员往来4000万人次。此举旨在通过旅游、教育等民间互动缓解近年因历史问题、媒体对立导致的民意低潮，例如2023年韩国青年对华好感度仅18%（韩国智库数据）。
3.非传统安全合作深化
三国签署《未来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联合声明》，建立联合预警与疫苗研发机制。同时，在应对老龄化、沙尘暴治理、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体现从“危机应对”到“可持续治理”的转型。

三、合作面临的挑战与结构性矛盾

1.地缘政治博弈的挤压
美国主导的“美日韩三边同盟”通过2023年戴维营峰会加速机制化，试图以“印太战略”对冲中日韩合作。韩国保守政府的外交倾向（如尹锡悦政府强化美韩同盟）导致其在中美间摇摆，成为三边合作的“不稳定因素”。例如，韩国曾因历史争议于2019年威胁退出《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暴露三国安全互信脆弱性。
2.历史问题与民意隔阂
日本对殖民历史的态度（如强征劳工、慰安妇问题）持续引发中韩不满，2023年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更激化民间对立。韩国左翼政党（如共同民主党）多次抗议政府“亲日外交”，显示国内政治分歧对三边合作的掣肘。
3.经济竞争与供应链重组
尽管三国强调供应链稳定，但实际存在竞争：日本限制半导体材料对韩出口（2019年）、美国施压盟友减少对华技术依赖，导致三方在关键产业（如芯片、新能源）的合作难以深入。

四、未来前景与区域影响

1.制度化的合作框架构建
2024年6月的首尔三边合作国际论坛提出“制度化协作”目标，建议设立常设秘书处、定期部长级会议等机制，减少政权更迭对合作的冲击。此举呼应中国学者提出的“践行开放区域主义，抵御霸权胁迫”。
2.数字时代的新机遇
三国计划在数字经济领域（如跨境支付、数据流通规则）探索合作，利用地理邻近性（中日韩主要城市飞行时间不足3小时）打造“东北亚数字走廊”。
3.对区域安全格局的重塑
三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协调（如支持政治解决朝核问题）可能缓和美国“极限施压”政策的负面影响。同时，若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将推动RCEP升级，形成与CPTPP并行的亚太经济双引擎。

结语：合作逻辑与全球启示

中日韩三边合作本质上是全球化退潮下的“区域自救”，通过经济整合与危机共治抵御逆全球化冲击。其经验表明：
多边主义仍具生命力：即使存在历史恩怨与战略竞争，务实合作仍可基于共同利益推进；
民间纽带是关键变量：40%的韩国民众认为“对华关系改善需优先解决历史问题”，凸显人文交流的战略价值；
制度创新需超越霸权逻辑：三国尝试以“中日韩+X”模式拓展合作边界，为全球南方的区域治理提供新范式。
未来，中日韩合作能否突破“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困境，将决定东亚能否成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