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贸易规则的存废正引发热议。本月，特朗普总统先是取消、后又恢复了该规则，因其不可操作性导致物流混乱、企业抗议及纽约肯尼迪机场大量包裹积压。该规则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免于征税和检查进入美国，批评者认为其助长了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非法走私。
周五在白宫州长会议上，特朗普宣称已终结这一”微量豁免”政策：”我们不再延续这种做法。”随后他长篇论述反药物滥用广告宣传的成效，建议南卡罗来纳州长麦克马斯特在当地推行此类政策。
然而根据2月5日行政令，在”建立充分监管体系”前，美国仍接受微量豁免货物入境。该行政令称：”当商务部长向总统确认已具备完备系统可充分快速处理并征收相关关税时，微量免税待遇将终止。”
特朗普为加墨进口商品设定3月1日关税最后期限，但其任内多次违背关税承诺。微量豁免取消尚无明确时间表。
《国会山报》就监管体系建设进展询问白宫、商务部及海关部门，并联系管理肯尼迪机场的纽约新泽西港务局——该口岸处理全美25%的微量豁免进口，规则变动后出现严重包裹拥堵。
贸易专家指出，取消微量豁免需对进口检查系统进行重大升级，包括大幅增员以拦截含非法药物的小型包裹。这种监管升级与特朗普政府通过马斯克牵头临时顾问团队推行的联邦机构裁减计划形成冲突。
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帕卡德表示：”取消微量豁免预计需新增2.2万名海关人员。此前针对中国实施三天禁令，肯尼迪机场积压百万包裹，而这仅是一个入境口岸。若全面或单对华取消，人力需求将激增。”
企业界在特朗普短暂取消豁免时陷入恐慌，游说团体正竭力维护现行规则。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声明称，正力保数千中小企继续享受”国会支持的微量免税政策”。
牛津经济研究院评估的两项取消提案显示，实施成本均高于预期收益，差额分别为25亿和6亿美元。
与此同时，关税强硬派期待政府兑现最初行动。繁荣美国联盟副主席亚科维拉表示：”我们强烈支持全面禁令而非仅限中国”，期待与政府合作实现目标。
主张取消豁免的众议员德劳罗指出，维持豁免的政治压力主要来自私营物流企业：”压力源自联邦快递、UPS、DHL这些快递巨头。为何总统2月7日改主意？2月6日他会见了联邦快递董事会主席。”
她认为政策反复不意味着取消无望，类比拜登时期儿童税收抵免改革的曲折历程：”若因首次失败就放弃，我们永远实现不了努力二十年的儿童税改。环境与人都在变，必须持续推动。”
周五面对州长质询时，特朗普将话题转向反毒广告而非加强进口监管：”我们正筹备耗资1-2亿美元的广告战役，聘请顶级公司宣传芬太尼对皮肤、牙齿、大脑的全方位摧毁。”
芬太尼作为化学前体合成阿片类药物，其生产链常溯源至中国，成为中西方新一轮鸦片议题焦点——这让人联想到19世纪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引发的两次战争。
学者布雷思林与孙文杰2021年撰文指出：”中国2019年禁止芬太尼生产后，化工厂转向前体制造，犹如清朝禁绝英国鸦片却未能根治问题，最终通过省级监管与健康教育逐步解决。”历史轮回的警示在当代政策辩论中若隐若现。
本文编译于国会山报，由Tobias Burn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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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解析：
当前，美中贸易规则调整正处于关键博弈阶段，双方在关税政策、技术竞争、市场准入和地缘政治等多重领域存在复杂分歧，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以下从多个角度解读这一局面：
一、关税与贸易逆差争议仍是核心焦点
1.关税升级与报复性措施
美国近年来频繁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例如电动汽车关税大幅提升。中国则采取反制措施，如调整进口关税清单或限制关键原材料出口。双方对“公平贸易”的定义分歧显著：美国强调中国补贴产业扭曲市场，而中国认为其产业竞争力源于规模效应和技术创新，指责美国滥用贸易保护主义。
2.贸易逆差的统计争议
美中双边贸易逆差的统计差异长期存在。美国将经香港转口的中国商品计入进口，而中国仅统计直接出口数据，导致双方逆差估值相差悬殊（如1995年美方称逆差340亿美元，中方仅90亿）。香港转口贸易的附加值核算问题进一步加剧分歧。这种统计差异使谈判基础难以统一，影响规则调整的互信。
二、技术竞争与产业链重构加剧规则博弈
1.科技“脱钩”与出口管制
美国通过限制半导体、AI技术对华出口，试图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例如，对中国AI平台DeepSeek的审查反映了技术领域的零和思维。中国则加速自主创新，新能源产业（如电动汽车、光伏）的全球市场份额扩张引发美国“产能过剩”指控，实为技术主导权之争。
2.产业链转移的规则影响
美国推动“去风险化”，鼓励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或本土。这一趋势迫使中国通过自贸协定（如中澳FTA经验）优化区域合作，同时强化国内产业链韧性。双方在投资审查、数据流动等新规则领域的博弈将持续影响全球贸易体系。
三、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压力制约谈判进程
1.美国国内政治极化
美国两党对华强硬态度趋同，但政策动机不同：共和党侧重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回流，民主党关注劳工权益与气候政策。例如，工会对中澳FTA劳工条款的反对曾影响协定实施，类似压力可能蔓延至中美谈判。2024年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可能进一步升级，加剧不确定性。
2.中国应对策略的调整
中国通过扩大开放（如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区域合作（RCEP）对冲压力，同时在国际舆论层面反击“产能过剩”叙事，强调其对全球绿色转型的贡献。纪录片《世界变局与中国应对》指出，中国企业正通过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维持竞争力，即便面临关税壁垒。
四、未来可能的走向与突破点
1.短期僵局与局部合作
在核心议题（如半导体、新能源补贴）上，双方短期内难达共识，但气候合作（如清洁技术联合研发）或成为“安全阀”。美国商界呼吁维持对华经贸联系以避免通胀压力，可能推动部分关税豁免。
2.多边机制的作用
WTO改革和美中双边对话机制（如商务部长级会谈）若重启，可为规则调整提供平台。然而，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消极态度仍是障碍。
3.企业层面的适应性调整
跨国企业通过“中国+1”策略分散供应链风险，同时中国本土企业加速出海（如电动汽车在欧洲建厂），可能倒逼规则调整更趋务实。
结论
美中贸易规则调整的“悬而未决”本质是两国战略竞争与全球化结构性矛盾的体现。未来规则演变将取决于三个变量：技术突破的速度、国内政治妥协的空间，以及第三方经济体（如欧盟、东盟）的立场选择。尽管冲突风险上升，但双方经济高度依存仍为博弈设定了底线，局部合作与竞争并存或成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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