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 ON THE ROCKS：揭露中国统一台湾的法律准备

中国正系统性地构建对台动武的法律框架。

台湾的友邦、伙伴及盟友应如何反制？

我们作为一支独特的写作团队——来自美国和台湾军队的军事法律专家——在此探讨中国当前对台使用武力的法律准备，并揭示北京在入侵前可能采取的法律手段。

在此基础上，我们为台湾的国际支持者提出强化威慑的关键步骤，包括瓦解中国的侵略法律借口，实施协同法律反制策略应对北京的法律战。

为何战争法律框架至关重要？

法律框架塑造冲突在国内外被合理化、认知及应对的方式。

通过构建战争法律基础，中国不仅在为其国内对台动武铺路，更企图影响国际舆论，削弱台湾的国际支持，降低外部干预可能性。

北京深谙现代战争已延伸至法律领域，在此争夺合法性认知至关重要。

通过将这种思维嵌入军事战略，中国旨在将对台入侵包装成合法的内政事务，制造外交模糊性以阻止国际反对并拖延集体安全响应。

这在合法性主导地缘政治结盟及各国采取果断行动意愿的时代尤为关键。

借助《反分裂国家法》等法律工具，北京正通过常态化法律主张、强化管辖控制及将抵抗定罪来为使用武力创造条件。

这种渐进式法律战企图在冲突前改变战略环境，使最终入侵看似合理合法。

因此，反击中国的战争法律准备对维护西太平洋和平安全至关重要，确保国际法继续作为抵御侵略的堡垒，而非助长侵略的武器。

越是揭露和反对中国的法律战，北京就越难在国内外为其对台侵略正名。

中国的对台法律主张

中国利用”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对台动武的所谓法律依据，将台湾问题标榜为不受《联合国宪章》武力禁令约束的”内政”。

过去二十年间，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北京加紧在国际上推广其一个中国原则，同时通过植根1982年宪法的立法框架将该原则制度化，将台湾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05年台湾选举被北京视为支持”台独”的领导人后，中国出台《反分裂国家法》展示使用武力的决心。

该法规定若出现导致分裂的”重大事变”或和平统一可能性完全丧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

该法已成为北京对台法律战的基石，为升级胁迫和军事威胁提供国内法依据。

2000年代台湾寻求深化与民主伙伴关系、拓展国际空间之际，中国通过《国家安全法》(2015)和《国防法》(2020)等国内法强化《反分裂国家法》，将外国与台交往定性为侵犯主权。

这些法律授权军事行动保卫中国声称的领土，将对台准备纳入与习近平推动解放军现代化及中央集权战争体制相契合的国家安全框架。

2021年随着美盟在西太平洋海军行动增加，中国出台《海警法》和《海上交通安全法》，授予海警广泛权限管控所谓”管辖海域”。

在北京视角下，这包括台湾领海及国际法保障公海自由的台海区域。

随后一系列海事通告和海警条例进一步扩大国内执法权，使中国当局可驱逐、扣押和对外国船只使用武力。

在台海空域，中国调整民航航线，为军机混入民航创造机会，消耗台湾空防。

这些法律手段通过将潜在侵略伪装成日常活动，强化解放军反介入战略，争取不受干扰的兵力集结时间与空间。

在此基础之上，北京借佩洛西2022年访台等所谓”挑衅”，在台海采取愈发激进的常态化作法：大规模联合演训、常态化穿越海峡中线、持续海空抵近巡逻，甚至进入台湾声称的领海领空。

去年针对赖清德当选的”联合利剑”演习达到新高，首度演练封锁和登陆，并展示军民融合战略——在两栖编队中混用商用滚装船，故意模糊军民目标法律界限，混淆对手决策。

配合军民融合战略，北京通过《国防动员法》(2010)、《网络安全法》(2017)和《国防交通法》(2017)等制度改革，确保战时快速获取商船、民航、人工智能等军民两用技术与基础设施。

《国家情报法》(2018)强制中外企业协助情报搜集，可能将外国数据武器化针对台湾支持者。

新建专用登陆艇的报道显示前线新兴两用威胁，解放军正动员全社会力量增强关键攻台能力。

除”联合利剑”常规军演外，北京借赖清德当选升级法律战。

赖就职后，北京出台22项新规强化《反分裂国家法》执法，将”支持台独”入罪并扩大对”分裂分子”的司法管辖权。

这些允许缺席审判乃至死刑的措施，表明北京正加强对台湾政商界及民间社会的施压。

通过强化动武法律基础，北京企图实现解放军”法律战优势”——通过战略主导地位使升级胁迫及潜在侵略合法化。

洛伊研究院最新报告显示该目标进展：近半数联合国会员国认可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及统一努力，且这种支持不含和平解决前提，实为对中国军事侵略的默许。北京的法律战战略似乎在为冲突营造法律与实质环境方面取得进展。

下一步预期法律动作

中国已完成对台动武法律铺垫，但预期北京将继续巩固法律优势。

加速推进一个中国原则仍是核心，延续洛伊研究院报告趋势，包括胁迫获取国际背书、将该原则嵌入国际文件（如中国与联合国机构的秘密谅解备忘录）。

在信息领域，北京将持续包装该原则为”国际共识”，并继续谬称联大2758号决议确立台湾在国际法下隶属中国。

通过塑造国际社会对其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北京企图创造宽松环境，为党领导层争取最大决策空间。

中国将继续利用全球发展诱导自满、压制异议。

对台湾12个邦交国等反对者，北京将武器化《对外关系法》(2023)、《反外国制裁法》(2021)等国内法施加经济代价，同时为动武后规避制裁预作准备。

对内推进军民融合，通过必要法规快速动员资源提升战备。

为收紧台海绞索，中国可能援引《海洋法公约》第16条公布台湾周边直线基线，复制其在西沙、钓鱼岛及北部湾、黄岩岛的法律策略。

同步加强《海警法》和《海上交通安全法》实施，通过2024年金马邻近海域般更频繁、更近距离的巡逻，最终执法于台湾声称的领海领空。

凭借日益强势的管辖权主张，中国可能设立非法禁航区——不仅在”联合利剑”等演习期间，更渗透日常海事活动。

中国执法部门2023年4月启动的”联合巡航巡查”已预演该战术，允许执法人员登检台海船只。

最后，依据《反分裂国家法》及2022年对台白皮书，北京可能推出类香港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1990年《香港基本法》（主权移交前七年颁布）预示可能对台采取类似先发法律措施。

部分中国学者已提议参照香港模式制定”台湾基本法”，勾勒台湾在中共统治下的”自治”框架。

作为”胡萝卜加大棒”战略一环，基本法可作为宣传工具弱化台湾抵抗——对配合者给予特赦，对指定”分裂分子”发布通缉。

若台湾拒绝，北京可宣称和平手段用尽，或借”挑衅”援引该法宣布”重大事变”触发《反分裂国家法》动武条款。

对台湾支持者而言，中国通过这些法律手段强化立场的可能性凸显，不仅需要揭露这些行为，更需积极挑战，并评估其对入侵可能性和威慑效力的影响。

结论与建议

虽然攻台并非必然且无明确时间表，但中国的法律优势可能通过降低北京动武的感知成本增加冲突风险。

反之，抢占法律制高点、剥夺中国法律优势的合法性外衣可降低冲突可能性。

为实现威慑效应，决策者应将法律环境视为战场，实施协同法律反制策略。

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法律反制倡议提供可复制范例。法律反制虽非万能，但能强化整体威慑。

有效法律反制需直面中国法律框架两大支柱：一个中国原则与《反分裂国家法》。

战略传播应超越标准说辞，揭露北京立场的法律缺陷与侵略性。

无论是在高层对话还是战术层面的安全合作与法律外交，官员都应澄清各国”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一个中国原则”的区别，阐释该区别对和平安全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日韩三边声明反对武力改变现状，展现了重要团结姿态——这种姿态应被广泛呼应，特别是那些如美国般”认知”、”注意到”或”尊重”（但不认可）北京对台主张的国家。

此外，美国及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应支持日益增长的对中国曲解联大2758号决议的反对声浪，明确该决议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中国代表，未解决台湾地位。

美国参议院新提案显示该议题的两党共识，可转化为政府整体行动。

该行动应聚焦瓦解中国立场的法律依据，包括驳斥北京关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43/1945)确立其对台主权的谬论——这些文件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且对现政权无法律效力。

与台湾地位更相关的是《旧金山和约》(1951)，其规定日本放弃对台主权但未指明继承者。

这种刻意模糊使台湾法律地位留待未来解决——中国无视的持续法律现状。

台湾事实自治的现实否定北京”纯属内政”主张，印证相反观点：国际法约束中国在两岸关系中的行为，即《联合国宪章》禁止对台动武，而台湾作为和平自治实体保有固有自卫权，无论其是否具国家地位。

为推动相关法律讨论，法律反制策略应打破中国强加的”台湾禁忌”，确保台湾在国际法律会议等论坛的发声权。

这非等同承认国家地位，而是承认台湾视角的倾听价值，其安全专家能提供有益见解促进战略共情、完善两岸政策。

实际上，尽管中国反对，台湾在国际民航、贸易等全球治理中的持续参与不可或缺。

在中国企图国际孤立台湾之际，越来越多国家（包括澳、加、法、德、日、新、美、英）在台海行使航行自由权，是阻止中国夺取台海空域控制权的积极进展。

各国军方应延续该态势，在台海开展联合行动，从单纯过境拓展至其他合法海空域使用。

此举既向北京表明单方面改变台海法律现状不可接受，也重申国际社会依法最大限度使用该水道的承诺，可能动摇北京反介入战略信心。

支持上述行动，官员应将联合法律警戒作为法律反制核心。

这要求持续监控评估法律环境，及早期发现重大变化——从中国国家动员框架的微妙调整到《反分裂国家法》下的公开声明。

台湾安全专家凭借中文能力及对北京官僚法律话语的深刻理解，在此领域独具协助国际伙伴的优势。

通过联合制定法律预警指标、纳入情报搜集、加强机构间合作、信息共享与能力建设，台湾与国际伙伴可提升战备响应能力。

这些努力仰赖强大伙伴关系形成合力，强化威慑，守护西太平洋和平安全。

郑登峰为中华民国（台湾）国军军官，现任国防部作战法律顾问，曾协调与美国国防国际法律研究院及印太司令部的非官方法律交流。

Tim Boyle为美国海军军法署军官，曾任印太司令部作战法律主管，即将就任第七舰队军法参谋。

长期从事应对中国法律战策略研究与实务。

本文观点为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台湾国防部、台湾政府、美国海军、美国国防部或美国政府立场。

本文编译于war on the rocks，由Cheng Deng Feng and Tim Boyle提供。

特别声明：本文为学术研究和合理使用为目的的编译，原文版权归属于原作者，侵权删除请联系[email protected]